【文/ 徐以骅】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基督教福音派的崛起，以基督教福音派为主干，以基要派、五旬节派、灵恩派、复临派等为旁支，包括部分保守天主教徒、犹太教徒、摩门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在内的宗教新右翼，开始在美国国内政治中“登堂入室”，并且作为“国际关系新锐”在美国对外关系中“显山露水”，甚至造成美国外交“宗教化”或“福音化”的声势和印象。

如果说共和党在被称为“价值观选民年”的2004年美国大选中获胜，是宗教新右翼在美国国内政治上的巅峰之作，那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则是宗教新右翼在对外关系领域的得意之笔，揭开了美国宗教建制性介入美国对外关系领域的帷幕。

宗教新右翼影响美国外交的趋势

美国各种宗教在影响美国对外政策方面互争短长，甚至针锋相对，但就某一时段的总体趋势和影响力度而言，各教各派的强弱还是有区别的，这便在某种程度上造成美国对外政策的差异。在宗教新右翼崛起的背景下，过去20年来，宗教在美国对外关系领域的影响出现了以下三大标志性事件。

一是《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及其他由宗教团体推动的涉及宗教的立法倡议，在法律上正式确认了美国外交政策与所谓“宗教自由”之间的关系，并且启动和加强了宗教尤其是右翼宗教团体影响美国对外关系的立法化（或国会化）、机构化、国际化、草根化、联盟化、媒体化、安全化等趋势，对所谓“宗教自由”的关注开始渗入美国传统外交建制的文化之中。

二是2016年12月分别由奥巴马总统签署生效的作为《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修正案的《弗兰克·沃尔夫国际宗教自由法》以及《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前者要求美国政府提供所谓“侵犯宗教自由”的外国人名单，并授权予以相应制裁；后者亦要求美国制定所谓“侵犯人权者”的名单，限制其入境美国，冻结其在美资产。两个法案的共同特点，就是把美国实施制裁的重点从国家转向单位和个人，即用“打击到人”的方式来提高制裁的效力和“精准性”，从而加强美国政府通过国内法来实现包括推进“国际宗教自由”在内的所谓“人权目标”的力度。

三是2018年7月美国国务院举办的“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以及2019年7月第二届“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这两次会议是美国国务院有史以来召开的规模最大的人权类会议，并倡议成立“国际宗教自由联盟”，通过“国际宗教自由基金”和“地区性宗教自由圆桌会议”等进行后续运作。这项被称作“宗教自由超级碗”的美国官方宗教人权举措就集中体现了宗教对美国对外关系的影响，反映了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之后在“国际人权机制”上“另起炉灶”的走向。美国国务院在国务卿蓬佩奥和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萨姆·布朗贝克主导下，竭力推进所谓“国际宗教自由”，以至某些基督教福音派势力鼓吹美国国务院在保护“国际宗教人权”领域目前正处于“黄金期”。但美国国务院领导人使外交机构过度介入宗教问题的做法，也招致包括某些福音派大佬在内的许多人士的批评，称其违反了美国宪法政教分离原则。

2019 年多名宗教人士在白宫为特朗普和美国祈祷 图自环球网